新聞稿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財政司司長出席稅務新方向高峰會致辭全文（只有中文）（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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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十月二十三日）出席稅務新方向高峰會致辭全文：
　　 
Pascal（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稅收政策及管理中心總監Pascal Saint-Amans）、Lawrence（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教授）、各位今日參加專題討論的演講嘉賓、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好，歡迎大家今日出席「稅務新方向高峰會」。
　　  
　　我首先再次感謝今天的兩位主講嘉賓，分別是來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合組織）的Pascal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劉遵義教授，抽空出席這個會議，分享他們的真知灼見。我也要感謝稍後在專題討論環節中擔任講者的各位來自稅務、商界和專業界別的專家，以及在座多位商界領袖、立法會議員和各位朋友，出席今天的討論。
　　 
　　本屆特區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是推動經濟多元發展，在這方面，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以更加前瞻、創新和大膽的思維，透過稅務政策和措施促進經濟多元和持續發展；並同時在激活產業發展、保障稅收以及滿足國際要求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而這亦正正是今年二月我發表《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下設立「稅務政策組」的目標。
　　 
　　我們舉辦這個高峰會，是希望拋磚引玉，讓各位可以從專業、市場和納稅人的角度，就如何善用稅務措施提升香港競爭力，帶動香港經濟多元發展，改善民生，並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提出你們寶貴的意見。
　　  
　　對於政府來說，稅收最重要的作用當然是提供穩定的收入，讓政府可以提供各種必須的公共服務，以及提供資源落實各項施政目標。以二○一七至一八年度為例，特區政府預計總收入大約5,077億元，當中利得稅、薪俸稅和印花稅就佔了大約一半，即2,539億元。在這年度，我們預計政府總支出就達到4,914億元。
　　 
　　有些時候，稅項也不單是為了收入，而是一種改變個人或民眾行為的手段。例如特區政府少數的幾項間接稅項中，就包括汽車的首次登記稅和汽油稅，用意是鼓勵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香港一直以來奉行簡單低稅率稅制，以及按地域來源徵稅的原則，今天更加是全球不管公司或個人課稅稅率方面也是最低的地區之一，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營商地點。香港的稅制設計，有其歷史原因，也是香港保持經濟繁榮興盛幾十年的其中一個主因。
　　 
　　不過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環球政經格局起了很大變化，稅務措施已經逐步成為各經濟體之間的一項競爭手段，以這競爭手段吸引投資者和支援產業發展。香港簡單低稅率稅制的理念和制度，我們覺得漸漸見到不足。
　　 
　　我在加入政府之前長期在專業界工作，曾經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的會長和其轄下稅務委員會的主席。會計界多年以來一直就稅務政策和措施向政府提供很多意見，我自然也有深入參與當中的討論。後來我加入政府，到今天在財政司司長這崗位上，讓我有機會從另一個不同的視角，在經濟發展、公共財政和社會公義等宏觀框架中，去深入檢視稅務政策和措施建議的優劣，令我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我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到，香港必須要積極思考，善用稅務措施帶動經濟發展，為香港創富。今天高峰會的重要意義，當然就是討論稅務在推動經濟多元發展方面可以扮演甚麼角色。
　　  
　　其實在過去十年政府已經推出了不少稅務措施，促進相關行業的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業及航運中心的地位。例如在二○○六年取消了遺產稅，促進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業蓬勃發展，亦減輕了市民一些稅務負擔。在二○○八年取消了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烈酒的進口關稅。自此香港葡萄酒業務發展一日千里。今天我們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發達的葡萄酒貿易及分銷中心，更加是業界進入中國內地龐大市場的一個樞紐，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優勢產業，創造了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以及可觀的經濟效益。
　　 
　　我想借近年在幾個範疇推出的一些其他稅務措施作為例子，以說明我們在政府中考慮各種稅務建議時的考量是怎樣的。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金融業的稅務優惠。自二○○八年金融海嘯發生後，全球經濟重心向東移，亞洲地區是環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中國內地和不少東南亞的新興市場，以至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為企業和個人創造大量財富，也為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尤其是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業帶來無限商機。
　　 
　　為了鼓勵一些跨國集團將海外子公司的資金運作和融資業務設在香港，利用香港一流的金融服務平台和相關的多元服務，我們在二○一六年起容許設在香港的這類企業財資中心，在符合某些條件下，按標準稅率的一半繳付利得稅，以吸引它們落戶香港發展業務。
　　 
　　此外，為了進一步推動資產管理業的發展，我們必須提升香港基金管理平台的競爭力。就此，政府除了消除相關法律結構上的限制，讓其可以更多元化地組成外，也積極提供更優惠的稅務政策。我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豁免以私人形式發售的在岸開放式基金公司的利得稅。有關的安排預計可以在明年實施，屆時無論是私人發售或是公開發售的基金，無論在岸或是離岸，均可以得享利得稅豁免。
　　 
　　另一個例子是飛機租賃業務。近年民航業在亞洲發展非常迅速，航空融資業是前景可觀的全球性業務。我們於是提出按標準稅率減半的稅務優惠，加強香港對經營飛機租賃業務公司的吸引力，力爭在航空融資業務中我們可分到一杯羹，同時為航空、法律、會計、保險、稅務等多類業務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立法會審議這條相關草案時，我們留意到經合組織關注有關措施是否出現「與本地經濟分隔」，即ringfencing的情況，並因此視之為「損害性稅務措施」。有見及此，我們在商量後果斷地馬上修訂該條例草案，將給予離岸飛機租賃業務的稅務優惠，延伸至香港境內同樣做這些業務的活動，掃除被經合組織質疑的疑慮。
　　 
　　另外兩個最新的例子，當然就是剛才行政長官所說的「兩級制利得稅」和研發開支這兩個議題。我在二月底宣布成立稅務政策組，該組在四月便開始運作，目前人手包括來自稅務局經驗豐富的同事，也有政府以外的業界精英。過去數月，稅務政策組全速跟進上述兩建議，令新一屆政府能夠在短短數月內就能夠向公眾公布這兩項措施的細節，也顯示我們積極利用稅務政策和措施推動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決心。
　　 
　　我們在研究「兩級制利得稅」時，留意到香港大約10萬間需要繳交利得稅的公司中，只有20.5%，即約21 000間的利潤超過200萬元；即近八成的公司的利潤在200萬元以下。而每年利潤少於50萬元的公司更有59 000間，即佔了要交稅的公司近六成。如果每間公司不分大小均享有首200萬元利潤按標準稅率一半的優惠，則庫房會少收約71億元稅款。我們再分析下去，其中利潤額在200萬元或以下的八成須繳利得稅的公司，平均每間只可節省約26,000元，而每年利潤50萬元或以下的那六成公司，平均每家更只省得約5,100元。此外，利潤較高的大型企業同時一般也擁有較多的子公司，其中一些子公司甚至沒有僱員，而且所錄得利潤也高於前述的中小企。由於在香港成立和維持一間公司的成本比較低，集團公司若將利潤分拆至不同公司，則政府在稅收方面會有所損失。稅務業界的朋友可能也記得，英國在十多年前也曾經推出過類似稅務措施，首10,000英鎊的利潤的適用稅率是零，餘下利潤才要課稅。推出之後的兩年，當地新公司成立分別增加了高達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而英國也在數年後取消了這個安排。
　　 
　　因此我們考慮後決定加入一些條文，限制每個集團只可提名一間公司受惠於較低稅率，目的一方面將稅務優惠集中在中小企，同時可以堵塞一些企業為了稅務優惠而分拆成立新公司的風險。
　　 
　　上述我提到好幾個例子，都是想點出政府在考慮各種稅務措施建議時秉持的四個原則。
　　 
　　第一，這些措施必須具有針對性，是要針對個別產業或政策的需要「度身定造」，以達至最大程度上發揮稅務措施的效益。我不會貿然一刀切地全面減低稅率。
　　 
　　曾有商界人士向我提出，政府擁有巨額盈餘，反映政府以往稅收太多，應該將標準稅率再降低。我想和大家說，香港的標準稅率其實已經相當低，除非外圍競爭環境出現很大變化，否則我不會貿然減低標準稅率。我認為過往連年盈餘，一方面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持續暢旺，同時也是過往部分社會建設投資上未能追上快速增長的需求。展望未來，香港在醫療、交通基建、土地、房屋、教育、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等多方面的開支必然是有加無減，加上人口快速老齡化，又須投資基建以應付氣候變化，要用錢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此外，我們亦須保留一定的儲備應付經濟波動帶來的衝擊和捍衞聯繫匯率。另一方面我們的收入種類比較簡單和集中，且會跟隨經濟波動大幅上落。因此，降低標準稅率難免牽涉整個稅務結構的調整甚至深度改革，目前來說，這不是我們的優先工作。
　　 
　　第二，提出的稅務措施要可以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濟及／或社會效益。以飛機租賃業務為例，以往飛機租賃業務在香港一點也不發達，主要原因就是稅務負擔是飛機租賃業務公司選擇落戶地點的關鍵考慮。因此我們推出稅務優惠，可以令相關產業發展「從無到有」，並能為政府帶來新的稅收。至於我們新近提出給予合資格科研開支可享有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超級稅務扣減，其實也是同一道理，透過增加研發活動推動創科產業發展，同時，也希望可鼓勵企業增加科研方面的投入，提升自身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第三，建議的措施需要具可操作性，防漏稅、避稅和逃稅的風險可控，並大致保持現行簡單低稅制的基本原則。防漏稅、避稅和逃稅的道理，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我多說，大家都一定會同意。剛才提到的二級稅制就是其中一個案例。而簡單的稅制，對香港非常重要。香港收稅的效率很高，以二○一七至一八年度為例，估計稅務局收取每1,000元稅款的行政成本大約只是5.7元，即0.57%。企業的付稅成本亦很相宜，這令不少其他地方羨慕，亦是我們的競爭力之一。這有賴於我們的稅制簡單、明確，而且執行時一視同仁、前後一致，加上稅率較低，因此逃稅誘因亦相對較低。我們絕不希望一步步將我們的稅制複雜化，讓稅收的行政成本以至企業的合規成本，不相稱地大幅增加。
　　 
　　第四點，我們提出的稅務措施必須符合國際的要求。近年，國際稅務合作發展非常迅速，尤其是重視提升稅務透明度和打擊跨境逃稅活動。經合組織和歐洲聯盟近年十分關注「損害性稅務措施」。如果香港被列入「不合作稅務管轄區」名單中，可能會面對制裁，更會損害我們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因此，在推出稅務措施時，我們不能「自己顧自己」，需要考慮國際上的要求和反應，我們會否被視為「損害性稅務措施」，導致我們得不償失。事實上，我早前提到的給予跨國集團設在香港的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措施，現正遭到經合組織質疑。我們正就此進行研究和核對。我可以和大家說，我們有信心我們可以找到解決方案。
　　  
　　各位，我再次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高峰會，並誠意邀請各位把握高峰會中各專題討論環節，積極發表意見。在制定稅務措施的時候，我們既要考慮本港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和社會的公平性，也要顧及國際稅務要求是否符合，這是十分具挑戰性的工作。不過我絕對有信心，有在座各位給我們的寶貴意見和支持，我們香港人一定有能力克服所有這些困難，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和需要提出創新、有效的稅務政策和措施。
　　 
　　多謝大家。

完

2017年10月23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18時30分